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，要做一名好医生，必须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病人。一旦发现了病变，如何作出准确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，仅有负责的态度是不够的，还要有高超的技能和科学的方法。但在日常的临床工作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死板的、机械教条的，形而上学的也就是不科学的方法，从而大大影响医疗质量的提高。

当PET和PETCT引入中国时，我们有些专家如获至宝，把它当作诊断的万能神器，似乎有了它，就可以解决一切诊断问题，并在初步学习外国人经验的基础上以极快的速度写出教科书，以简单的数据划线作为诊断标准。SUV值大于2.5即可诊断恶性病变，小于2.5即为良性。但临床实践很快发现许多良性病变的SUV值可以明显高于2.5，而有些恶性病变代谢可以不活跃，即SUV值可以不高。

近几年，随着CT的广泛应用，查出了过去平片不能发现的肺结节。由于肺结节术前定性诊断有一定难度，我们有些专家又有了高招：以大小划线，大于8mm为恶性，小于8mm为良性。这就导致无数的根本不需要治疗的病人白挨一刀。大家为什么不想一想，如果诊断有这么简单，我们还需要办医学院，还需要培养研究生吗？大家为什么不再想一想：恶性肿瘤为什么一定要从8mm开始长，为什么不能从3mm、5mm长起，良性病变（包括炎症）为什么长到8mm就不再长了。奇怪的是这种莫名其妙的诊断标准竟然在中国被广泛采用，现在连病人都知道了，例如我诊断某病人的肺结节为良性，他说他的结节大于8mm，要去开刀，你只能啼笑皆非。

长期以来，肺结核的诊断主要依靠影像，虽然也结合查痰等临床检查，但多数情况下，拍一张胸片，有时也结合CT检查，即可进行抗痨治疗。这其中确实存在一些问题，主要是过度诊断，即把其他肺病当作结核治疗了，每年数以百万计的肺结核病人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。

如何避免这种过度诊断呢？专家们又想出了妙招，即必须痰中查到结核菌才能进行抗痨治疗。这一招的确能防止过度诊断，但后果要比过度诊断严重得多。我们仔细分析一下，什么样的肺结核才能在痰中查到结核菌呢？一种是较重的肺结核，病灶干酪化形成空洞，并破溃到支气管与外界相通，另一种是支气管内膜结核。这两种情况只是肺结核的少数，大多数肺结核，例如以渗出与增殖病灶为主的肺结核，肺淋巴结核，即使很严重的血源性肺结核，例如急性粟粒型肺结核常常都不能从痰中查到结核菌。这就意味着多数肺结核得不到及时治疗。或者说，较轻的、较早的肺结核得不到治疗，非要拖到病情恶化形成空洞，才能得到治疗，而得不到及时正规治疗的病人，他们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进行不正规的治疗，等查到结核菌，开始正规治疗时，已经耐药了。得不到及时诊断和治疗的病人还会传染给其他人，这种情况是十分严重的，有关部门应该重视。

某些医疗行为的不科学，还表现在崇洋“迷外”。毫无疑问，欧美国家总的医疗水平高于我们，我们应该学习，但现在的问题是照搬的风气盛行。举个小例子。例如，肺癌筛查，筛查谁呢？高危人群。谁是高危人群？他们有清晰的标准，即长期重度吸烟的人。有公式计算。这在欧美是对的。因为长期重度吸烟的人肺癌的发病率比不吸烟的人群高许多倍，肺癌筛查就查这些人。我们有些人照搬欧美的公式，我们也筛查这些人，这就不对了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美不同，在中国，吸烟的人群肺癌发病率很高，不吸烟的人群包括女性，虽然肺癌发病率比吸烟人群稍低，但也相当高。因为不吸烟的人大部分在被动吸烟，再就是无法躲避的大气污染。女士们还有厨房的油烟，所以中国的肺癌筛查不能把非吸烟者和女性排除在外。

现在的医疗质量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，大部分医生考虑问题为什么会这么简单。原因很复杂，政府引导政策的偏颇可能是主要原因，因为现在医生的职称、待遇，主要与论文挂钩，与临床技术几乎没有什么关系。

过去的医生，天天在临床，到我们这一代也是天天围着病人转，我1978年考研究生，硕士、博士各3年，实际读了7年，天天上班读片写报告，研究课题也完全是临床的。即肺癌早期诊断、病理与X线对照，科研课题完全靠晚上和节假日，把手术切下的肺癌标本与X线片对照。现在硕博连读5年，至少3年在实验室，在临床的时间很少，课题多半与临床不沾边，如果写出了SCI高分的论文，很快就会提副高，如果想继续进步，还得继续做实验写论文。他们能有多少临床经验呢？遇到某些疑难的临床问题，如肺小结节的定性诊断，就不会有自信，这种以大小划线，记住洋人、专家的某些教条是最简便省力的方法。

要全面提高我们的医疗质量，必须对医生进行全面的临床技能培训，让医生的职称晋升和待遇等，与临床技能挂钩，让医生们自觉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临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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